经济学研究要致广大而尽精微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作者：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从1989年踏入大学校门开始，我一直沉浸在经济学的世界里——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当时正在家乡四川大竹念中学的我，逐渐接触到一些经济学知识。1988年，物价双轨制取消，“物价闯关”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让我对经济学充满兴趣。第二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并被计划统计学院录取。

计划统计学院的建立源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西部农门跃入高等学府，我倍加珍惜求学时光，然而在毕业之际，却“被迫”面临选择。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变革，对经济学专业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我们毕业时面临着很大的冲击。我所在的这个价格学专业，在1992年被取消了。

没了吃饭的家伙事，未来应何去何从？出于对经济学的挚爱，我选择了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师从林岗教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来，我喜欢做一些纯思辨性的研究，读硕士研究生后，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作为主攻方向，从历史和制度的维度来探究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

1999年博士毕业时，我选择留在人大经济学院任教。原本以为自己的教书生涯就会按部就班、渐次展开，谁想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我，被安排到了国际经济学教研室，从事国际金融、世界经济方面的教研工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个不得不直面的难题。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所谓的波折和难题，反而给我带来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视角。

从2004年起，我把开放宏观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性分析和理论性框架的构建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

所谓开放宏观经济学，强调从历史、制度和开放的维度来分析宏观经济。一是历史的维度。主张从中长期来看短期，端起历史的“望远镜”，从历史的大时段、长镜头来把握短期的周期变化和经济运行。二是制度的维度。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中国社会运行的深层次规律，要想把握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就很困难。三是开放的维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更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闭目塞听闷头干。换句话说，不了解世界经济大周期的运行模式，难以知道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经济学是入世之学，如何经世济民，需要拿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气神。所谓“致广大”，就是心怀“国之大者”，从历史的深处看、从制度的根源看、从开放的视野看，这样才能在分析复杂而具体的经济现象时细致入微、鞭辟入里。比如，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不应急于对增速作出过度判断，而应更加关注新逻辑和新框架的形成。通过对中国未来政策新框架的深入理解，形成良性的预期体系，从而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做经济学研究，不是“算命”“把脉”“开药方”，而是要透过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披沙拣金、拨云见日，找到背后的“中国之理”，也就是对底层逻辑有深层的理解，以此才能探讨经济波动的新现象、新规律，进而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这是经济学研究者所肩负的使命。当然，这一答案有可能与业界、政府有所差别，但正是这种差别给予经济的实践者和政策的执行者以参考和借鉴意义。

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如何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航船，需要我们直面困难和挑战，预测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

需要看到，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均衡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供给与需求“齿轮咬合”得紧密，资源才能够得到合理分配，生产要素才能够流向最需要的环节，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才能够顺畅衔接、丝滑运转。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供需失衡的具体情况推出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就是为了矫正供需间不匹配乃至错配的问题，更好地通过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畅通经济循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为了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为此，必须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无须否认，很多年轻人研究中国经济喜欢简单套用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经济学界也开始反思经济学理论。

实际上，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走入了逻辑之美的陷阱，却忽视了解释力和建设力。比如，在课堂里让学生们感受到经济学的逻辑力量，可所学却回答不了当前的问题，学生只会感到理论在现实面前的“苍白无力”。

多年的教学研究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经济学教学不是简单抽象的教条和公式推演，只有将抽象的原理融入经典案例中，学生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理论的合理边界，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理论自信。

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

推动理论创新，最关键的是以清醒的理论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近年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步伐加快。比如，打破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相互替代的传统二分法，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打破传统的“增长”与“波动”的二分法界限，认为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同样重要；打破新古典宏观经济调控教条，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和治理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举措，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新思维、新逻辑、新框架，开启了应对新问题的新阶段。

新征程上，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同时，要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创造性探索中，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更多年轻人心中扎下根来。

（光明日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3日 0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